邱成龙荣立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但他留给大家更多的是他让功的故事。何钟 摄
尽管肺部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内脏大面积出血，他还一再恳求医生：让我出院，哪怕一天也好。
在濒临辞世之际，他担心的仍是自己办公室和头脑中所储藏的大量关于第二炮兵作战运用的资料无法及时整理。
邱成龙终究未能如愿。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９日，这位中国战略导弹作战运用研究领域的首席专家、常规导弹作战运用研究奠基人、第二炮兵作战运用研究领域领军人，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牵挂，溘然长逝。
留下的，是办公室里整整一铁皮柜的手稿，还有在中国战略导弹“绝密档案”中，大量签署他名字的作战运用方案。
如果说战略导弹是大国长剑的话，邱成龙就是研究创造“剑法”的首席学者。
“运筹”大国长剑的学者
从遗照上看，即便穿着军装，谦和的邱成龙也不像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剑客。然而，正是他，以及他的同事们穷毕生精力研究出的“剑法”，使中国的战略导弹真正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和平盾牌。
战略导弹，大国长剑。从１９６４年原子弹试验成功，到１９６６年实施首次导弹核武器发射，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大国长剑，和平盾牌。
然而，有了原子弹，有了运载工具，有了战略导弹部队，并不代表形成了强大的打击能力。我国从拥有核武器那天起，中国政府就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长剑在手，一旦祖国需要战略导弹部队，导弹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在哪里打、打击什么目标……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统筹导弹背后庞大的作战系统，做出最优化的抉择，靠的是指挥决策机构中一支精良的作战运用团队——有了“长剑”，还要有“剑法”。
“剑法”，西方军界称之为“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中国称之为“作战运用”，是军事运筹学一个重要的门类，号称战略导弹部队的“顶端学科”，向来被各国视作核心机密。
１９７５年，３５岁的邱成龙走进成立不久的第二炮兵某研究所。４个人，一间借来的办公室，邱成龙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酝酿中国战略导弹的“剑法”。
几年后，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我国导弹作战运用体系。军地１７家科研单位的８００余名科研人员，汇集到了“战略导弹作战运用研究”这一全军重大科研工程之中。已是导弹作战运用研究领域领军人物的邱成龙，毫无悬念地被指定为这一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
这是作战运用领域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邱成龙带队跑遍了空军、海军等所有的相关研究机构，搜罗一切能够找到的信息……
这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工程。作为技术总负责的邱成龙身先士卒，主动承担起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凛冽的寒风中，他蹬着自行车往返４０多公里，到北京某研究所查阅资料；为了解决一个关键算法，他每天顶着烈日前往中国科学院请教著名数学家王元，反复演算验证３个多月……惊人的工作强度下，项目组接连攻克８项关键技术难关，４０余项科研成果横空出世。
汗水孕育出了丰盈的果实——１９９２年，由邱成龙担任终审的《战略导弹作战运用手册》正式出版。这本逾２００万字的手册，实现了我国导弹作战运用零的突破，被称为战略导弹部队作战运用的“新华字典”。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部队优化作战决策、科学使用武器的第一遵循。
历时８年的登顶路上，邱成龙没有忽略沿途的风景。完成《手册》的同时，他还取得了多项研发成果，攻克了数十个子课题。“导弹作战运用系统”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第二炮兵拟制作战方案还以手工计算为主，即使是最熟练的专业科研人员，每年也只能完成几个作战方案拟制，不仅效率低，准确性也难以保证。
“这样的速度，打仗等不了，也等不起。”邱成龙决心破解这一难题。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刚刚出现的计算机在方案拟制中的威力与后劲，大胆发起了将软件系统引入方案拟制的探索。
两年的攻关，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导弹作战运用系统”问世，由此实现了全要素快速优化运筹，作业速度提高了数十倍——在信息化时代的门槛上，中国战略导弹作战运用跨出了超前的一步。
上世纪９０年代的海湾战争，宣告了常规导弹武器快速发展时代的到来，随着各种新型常规导弹陆续出现在第二炮兵的序列之中，作战运用变得空前复杂。１９９２年，邱成龙又瞄准了常规导弹作战运用领域。
这又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浩大工程。
登顶的艰苦一如既往。他们下部队，进工厂，到靶厂……数年攻关，２米多高的技术资料支撑起了新型导弹作战运用模型方法体系。作为掌舵者，邱成龙也成为我军常规导弹作战运用领域无可争议的奠基人。
从战略导弹到常规导弹，从手工作业到计算机辅助决策，从“硬摧毁”研究到开创性提出“软毁伤”理论，一次又一次“第一”，一项又一项“空白”，邱成龙便是这样将“大国剑法”编织得日益精密和周详。
小数点位置系关国家安全
深山险坳间，导弹呼啸腾空，向着千里之外的目标发出雷霆般一击。巨大的轰鸣声中，导弹尾焰那夺目的光芒照亮了半边天宇……
这是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们最熟悉的场景。而作为第二炮兵作战辅助决策首席专家的邱成龙，却很少能够亲眼目睹这震撼人心的一幕——更多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茫茫天宇，而是显示屏上飞速跳动的数字。
从发射到升空，短短数秒间，背后是海量运算的支撑。从宏观判断到微观指挥，从目标选定到作战筹划，每一个方案、每一个决策都要建立在精密的模型运算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说其他军兵种打仗是“看着打”，战略导弹部队则必须“算着打”。
邱成龙投身作战运用３０多年，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所求便是３个字：算得准。
为了这３个字，他曾和一个小数点整整较了３年的“劲”。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二炮部队作战计算使用的计算表，参数只精确到小数点后４位数，操作复杂，还不够精准。
一个“小数点”，关系到打击精度、作战效果，如果计算精度提高，导弹作战的可靠性也会成倍提高，其战略意义无可比拟。１９７８年，邱成龙承担起了新版《导弹作战运用计算表》的编写工作，他决心提高计算表精度，把“小数点”尽可能地向后推进，夺取世界导弹武器作战运用研究的“制高点”。
没有系统，没有公式，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最艰难的，则是浩如烟海的数据运算。
其时，研究所最“高级”的装备是一台只能进行四则运算的“上海牌”手摇计算器。邱成龙多方联系，终于获准使用一家著名科研机构的计算机，但只能夜间人家下班以后才能租用。
白天整理相关资料，晚上骑车１０多公里去机房，然后便是通宵达旦的工作。为了计算，邱成龙从计算机低级语言学起，自己设计程序，编成一行一行的代码，敲到穿孔纸带上。
今天习惯了电脑的人们难以想像，邱成龙当时所用的那足有一间屋子大小的计算机，只有３２Ｋ的存储量，而操作使用的难度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每个字母、每个数字的空间都要靠人工一点点数出来，一天最多只能算出一组数据，常常是，忙了一夜却突然停电，前面算好的数据全部丢失，只能从头再来。
无数个通宵的灯火下，计算表中数百万组数据，生生被邱成龙从小数点后４位推算到５位。
挪动一个小数点，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前进了辉煌的一大步！正当部队为它使用难度的降低与实际效果的里程碑式提高而赞叹不已时，邱成龙又提出：把小数点再往后挪一位！
小数点小小的一位移动，工作量却是指数级的增长……整整３年的时间，平均每天工作１０多个小时，邱成龙用４麻袋手稿纸换来了我国第一部自己的《导弹作战运用计算表》。这部计算表共２１８万字，包含数十个数学模型，上百万组最终数据——行内有人评价，对导弹部队来说，这是堪与先人攻克圆周率相比的伟大而艰辛的工程。
计算表迅速配发部队，成为必备工具书。对于当时平均文化只有小学或初中程度的基层官兵而言，计算表就好比“傻瓜相机”，对照表中数据，不用做繁琐复杂的计算，就可以直接得出需要的各种参数。直到今天，尽管计算机技术已经普及，简捷、方便的计算表仍然是基层指挥官的常备工具书。
追求“算得准”，计算表的编写只是基础性工作。
作为第二炮兵作战运用的首席专家，邱成龙还经常带领专家组担负全军、二炮重大军事演习的决策咨询和技术保障。在邱成龙的眼中，“算得准”不仅意味着运筹务必缜密、毁伤务必精确，更包含着沉着的全局意识与超前的战略眼光。
这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大型演习，导弹型号、打击频度、作战要素的“路数”被完全打乱，战场设置空前复杂，所有参演者如履薄冰。就在那紧张得似乎凝固的空气里，身为演习辅助决策中心技术负责人的邱成龙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变换突击频度，可以减少某型导弹Ｘ枚。
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节省一枚导弹，将节省巨额的费用。然而一旦失败，后果更是难以承受。
面对指挥部那一道道疑虑的目光，邱成龙胸有成竹，方案在他的坚持下得以推行。演习结果证明：这是代价最小、效果最佳的最优方案。
几十年间，邱成龙为全军、第二炮兵组织的重大演习及战备任务，提供了数百次重大决策咨询和技术保障。在他一次次出神入化的“剑法”演绎中，第二炮兵作战能力登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一张坚持了３０多年的时间表
常有人惊叹，邱成龙既要担负重大科研项目，又要承担各类演习的咨询保障，既要负责整个研究所科研任务的统筹管理工作，又要帮带一大批年轻人……他怎么会有那样充沛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一个个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大工程？
邱成龙的妻子赵青云所熟知的那张邱成龙坚持了３０多年的“时间表”也许就是答案：
５：３０，起床；
６：３０，出门上班；
中午休息半小时；晚饭后散步半小时；
１９：００，收看新闻联播；
１９：４０，到办公室，如无加班任务（实际上这样的时间很少），２３：００回家休息。
除去加班至深夜甚至通宵的日子，按照这个时间表，邱成龙每天至少比别人多工作４个小时，相当于半个工作日——经年累月，邱成龙３４年的工作量，至少相当于普通人工作５１年！
就像一盏一经点亮便不再熄灭的海灯，邱成龙努力地发挥自己最大的光和热，直到耗尽最后一滴精华。
６６岁那年，已两次延长退休年限的邱成龙再一次接受了研究所党委发出的返聘邀请，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直至２００９年２月６日因咳血被送进医院。
检查结果令所有人震惊：肺癌晚期。
听到噩耗，几乎所有同事都痛惜地摇头：“邱总的病是累出来的！”——邱成龙不抽烟，不喝酒，饮食清淡，如果不是长年累月地透支身体，怎么会得这样重的病？
邱成龙却十分平静，他一方面向所领导提出，停发自己１０００元的返聘工资，一方面请求把军线电话接进自己的病房，以便及时了解项目进展。在这最后的清醒时期里，他还完成了《第二炮兵导弹作战运用》教材的最后修订。
癌细胞迅速扩散，止痛药、止痛针都无济于事。对邱成龙来说，唯一可以借以“止痛”的，恐怕就是自己毕生从事的导弹作战研究了。一旦有同行学者前来探望，讨论起作战运用研究，他就能立刻振作起来，仿佛忘记了疼痛……
被同事们认为是累病的邱成龙，在病榻上仍然坚持高速运转。经常去医院看望他的老战友朱毅记得，一天下午，自己在病房里足足等了３个半小时，眼看着邱成龙与一拨拨来自总参、二炮、海军等单位的人员商讨问题，始终未能找到时间陪他一会儿。
对于作战运用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邱成龙是一个亲切而令人尊敬的名字。他开辟了一系列尖端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却往往分给年轻人去独立承担；他负责的重大战役获得成功，却从来都把立功受奖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在邱成龙培养的弟子中，已有９人担任第二炮兵导弹专家，８人成长为学科带头人，３５人次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奖项，形成了一支为人瞩目的导弹作战运用专家群。
由于工作的高度机密性，邱成龙两次与院士资格擦肩而过。他的推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唐西生非常惋惜：“我劝他下次再报，他却对我说，‘到此为止吧，我已经满足了。’”
“名山”事业早成，邱成龙仍有遗憾：“我能走到今天，已经觉得非常满足，只是有三件事还是放心不下：第一，我还有一部分科研学术资料没有整理完；第二，我带的博士生还没完成论文答辩；第三，我还有几项科研课题没能完成。”
此时的邱成龙，下半身已经失去知觉，身上同时插着四五根管子，病床周边围满了医疗设备。
……
用棉纸包裹得整整齐齐的各种刻刀，大大小小的毛笔，一本本的集邮册，各种自制的木雕、石雕和手工艺品……直到整理邱成龙遗物时，向来以为他没有任何爱好的同事们才惊讶地发现，邱成龙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广泛爱好。
“他喜欢刻字、书画、集邮……同事都以为他不会打牌，其实他桥牌打得特别好，年轻时和战友打牌，没人是他对手。”只有共同生活几十年的老伴，记得邱成龙每一样曾经的爱好。
在夜以继日的工作里，这些爱好都被邱成龙渐渐地舍弃了。几十年间，他把时间与精力完全交付给了导弹作战运用研究。
而邱成龙却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了幸运。弥留之际，他拉着老伴的手说：“我是个幸运儿，旧社会上不起学，新中国成立后幸运地成为家乡第一批小学生；高中毕业读不起大学，我幸运地被保送到军校学习；科研的春天到来后，我又幸运地走到今天，这些幸运都是党给的，我知足了……”
（责任编辑：孙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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