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峦的褶皱浸染六十年月华，在黔北的深山里，星火不眠——灯火长明处手敲计算机的沙沙絮语，暴雨突袭时用身体护住精密仪器的温热臂弯，戈壁滩上仰望利剑划破苍穹的湿润眼眶……这些是属于航天科工十院人的“拾光”故事，都是航天精神、三线精神的多棱镜，折射出"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使命荣光。让我们以故事为舟，溯流而上，打捞那些沉入时光深处的璀璨星辰。

　　贵州遵义北京路，一座红砖小楼前，一棵香樟树枝繁叶茂。

　　82岁的乔文礼站在树下说，这是他1974年和同事一起种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光影斑驳。60年前的春天，乔文礼从北京抵达遵义时，也是这样一个春意盎然、阳光灿烂的好天气。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新中国为做好应对，悄然开始在大后方“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

　　无数青年响应党的召唤，告别熟悉的城市与家园，奔赴前路未知的山区。乔文礼、袁运生、唐守桥，这3位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就这样从不同的起点，走向了命运交汇地——贵州遵义。

　　进山，去国家需要的地方

　　1965年春节刚过，只有21岁的乔文礼就离开了北京。“命令一下，就要服从，没有任何条件。”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道。

　　乔文礼简单整理行装，身着便装，登上了南下的列车。火车一路颠簸，他和数十名同伴肩负特殊任务，“地点是贵州，但具体到什么地方，保密。”

　　3月2日，乔文礼抵达遵义。“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下午3点15分。”那一刻，他暗下决心：既然来了就“没有回头路”。年轻的乔文礼并不知道，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他将在这里扎根，度过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

　　6年后，袁运生也来到贵州。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接到调令后，他和其他几位同事从上海出发奔赴贵州。

　　“当时，我们那些参加工作的人，到哪个地方去，全听国家召唤。”袁运生说。

　　就这样，袁运生告别了上海，投入了黔北高原的怀抱。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他和同事们在大山深处，将青春奉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

　　相比之下，只有13岁的唐守桥是“被动”来到遵义的。1972年元旦过后不久，他随着父母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从四川宜宾出发前往贵州。他的父亲曾在部队服役，转业后辗转不同的地方。这一次，父亲又主动申请支援三线建设，把全家都带上了。就这样，唐守桥一家六口挤上了一辆大卡车，开始了南下的征程。

　　“怎么越走越去穷的地方？”年少的唐守桥心里不满。他的弟弟赌气，甚至背起书包扬言要“走回宜宾”去。父母听在耳中，没有责怪。

　　初到黔北，环境是超乎想象的荒凉与艰苦。遵义当时只是一个小城，城内没有几栋像样的楼房。乔文礼等人被安置在市区一座新建成的大楼里，在那栋楼的顶层眺望，四周皆是起伏的青山。

　　1965年，当川黔铁路试运行的火车第一次驶进遵义时，消息不胫而走，上万名老乡从四乡五里赶来，站满了对面的半山腰。乔文礼也跑到楼顶去看，只见人山人海，甚至有村民抬着年迈的父亲坐在滑竿上，只为让老人看一眼火车。

　　唐守桥一家初来乍到，感受到更多的是不适和艰辛。那是1972年1月的一个傍晚，载着唐守桥一家的卡车驶入遵义市区时天色已黑，冬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来刺骨的湿寒。一家人被安排暂住在基地招待所。

　　当晚，他们只在遵义的路边找到了推车卖的小吃——羊肉粉。唐守桥的母亲平日一口羊肉都不碰，姐弟也跟着不吃羊肉，于是一家人都吃了不带羊肉的“羊肉粉”。“非常难吃。”在唐守桥的记忆里，这顿“贵州第一餐”味道古怪，难以下咽。那一夜，年少的他在异乡的寒夜辗转难眠。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征程。

　　扎根，筑起国防屏障

　　刚到遵义，乔文礼就参与到选址工作中。他们沿着崎岖小路勘察地形，走访当地干部群众，走遍黔北山野，为基地选址。

　　1965年8月，大批从北京、上海等地抽调的技术人员进入贵州，基地建设全面展开，依山傍水建起办公楼、厂房。

　　“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民用。”三线建设者们住在帐篷里、草棚里。“贵州落雨当过冬”，多雨的贵州让人们在盛夏也离不开被子，白天与夜间的温差很大。冬天更是湿冷入骨髓，夏天蚊叮虫咬不说，还时常有蛇钻到床上、鞋里。

　　当时由于条件简陋，大家住在用毛竹搭建的4层“超级宿舍”，大通铺中间用竹席隔开，男走南门，女走北门。“可是席子挡不住虱子、跳蚤的‘进攻’。”乔文礼回忆道。

　　根据《遵义市三线建设志》记载，截至1970年，基地开工建设的生产厂房及设施项目分布在遵义周边的山岭之间，科研人员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逐步攻克了相关技术难题。

　　1973年8月，上级部门决定对一型产品进行改进设计。袁运生所在的设计所咬牙攻关，开始了新产品的预研。

　　彼时，基地既有各生产厂的技术人员、高校专业教师，以及具有试验经验的部队人员。这种跨单位、跨领域的技术组合能否形成系统研发能力，外界持相对怀疑的态度。“因为是第一次研制，你能不能承担总体工作，上级是表示怀疑的。”袁运生回忆说。当时，他是基地设计所骨干，未参与答辩，但对团队实力充满信心。最终，审查结论确认，具备该产品研制能力。

　　1983年，该产品正式定型，其性能指标大幅提升。

　　三线建设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些项目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夭折。1974年，唐守桥的父亲回到家中，告诉家人一个消息：他们厂与其他基地的一个厂定位出现冲突，要被调整。一时间，不少职工做起了回原籍的打算。然而唐守桥的父母经过一番思量后作出决定：不回去了，就留在基地。

　　那个年代，成千上万和唐守桥父亲一样的三线建设者，用质朴的信念诠释了责任与担当。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曾经人迹罕至的山谷变成了热火朝天的科研生产基地。

　　转身，闯出一条新路

　　岁月流转，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持续多年的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时期。对基地来说，新的挑战接踵而至：产品订单大幅缩减，企业不得不找米下锅。1990年，如何寻找出路，成为摆在所有三线干部职工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些厂因经营困难，厂领导来到基地机关诉苦，眼泪噼里啪啦掉。”乔文礼回忆起这段经历，哽咽着说不出话。“当时的领导这样跟他们说，‘如果眼泪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抱头痛哭吧’。”
　　转型并非易事。许多工厂开始利用富余产能尝试民品生产。

　　以唐守桥所在的风华厂为例，为了生存，单位领导班子主动求变，决定开拓民品项目。唐守桥亲历了这场转型。作为一线技术工人，他清楚地记得，从1982年起单位陆续研制了电风扇、印刷机、液氮罐等产品，希望以此打开民用市场。当时车间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零件，他和工友们既兴奋又紧张，生怕干不好影响了单位前途。

　　虽然部分产品由于市场原因下马，但也有项目取得成功，印刷机底盘和传动架的订单一度排满了生产计划。到1984年年底，风华厂又大胆开发出自己的知名民品——风华牌电冰箱。这些举措为企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在转型的同时，基地并没有放弃自身赖以立足的国防科技事业。“那是最艰难的几年。”袁运生回忆，“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坚持技术创新，在试验场连续度过5个春节。”

　　20世纪90年代初，他临危受命，走上领导岗位。“必须自己动脑子干这个事儿，再困难都得要克服要搞。”回忆那段日子，袁运生语气坚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攻关，新产品终于研制成功，并顺利通过了上级部门的鉴定。

　　唐守桥参与了这款产品的生产工作。“当时厂里有3000多职工，我是焊工，专攻关键部件焊接。”他说。

　　回忆起那些年为赶工期加班加点的日子，唐守桥依然充满自豪：“我觉得我不能干出废品，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正是抱着“不出废品”的信念，他在几十年的焊接生涯中竟从未报废过一件产品。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维护了14年的老焊机：“那是1965年上海造船厂生产的设备，我把它当宝贝一样，每天干完活都细心保养，一用就是14年。”在他心里，这台老机器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陪伴自己的战友。

　　转型年代，有人选择离开，而更多的人选择留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人才和劳动力产生了强大吸引力。

　　曾经无怨无悔扎根山沟的三线建设者，到了中年也难免面临现实的考验：是坚持留在三线，还是回到大城市？许多人在矛盾中徘徊，而乔文礼、袁运生和唐守桥选择了前者。

　　“也可能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好，吃喝玩都方便，但是我们在这里生活也挺好，不愁吃、不愁穿。”袁运生说。

　　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地处偏远山沟的老基地逐渐将目光投向山外的世界。彼时的基地虽在自身努力下撑过了艰难岁月，但客观瓶颈依然存在：交通不便、配套不足等制约了进一步发展。进入21世纪初，这项“移山换地”的构想终于变为现实。多年在山沟里扎根的唐守桥也随风华厂搬到了贵阳。

　　“2015年，我们厂成立50年，老职工回来了大概300多人，从上海租了好几辆大客车开到贵州。”唐守桥接待了他们。他说，来了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当年来的时候住棚子、喝稻田水，现在变化太大了。”

　　采访结束时，唐守桥建议：“去遵义的话，可以到北京路看看老机关楼，顺便吃碗羊肉粉。”

　　“羊肉粉好吃吗？”记者问道。

　　“那是！现在的羊肉粉可好吃了。”他笑着说。

　　至此，距离13岁的唐守桥吃到人生第一碗“羊肉粉”已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又是一年春天，北京路那棵香樟树在风中舒展枝叶，机关办公楼红砖斑驳，无声镌刻着一段青春往事。